原来那位山西抚台，自从探花及第之后，一帆风顺的，开坊外放，你想谁人不奉承他。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，但得他说一声好，便以为荣耀无比的，谁还敢批评他！那天凭空受了伯述的一席话，他便引为生平莫大之辱。要参他功名，既是无隙可乘，又咽不下这口恶气，因此拜了一折，说他“人地不宜，难资表率”，请将他“开缺撤任，调省察看”。谁知这王伯述信息也很灵通，知道他将近要下手，便上了个公事，只说“因病自请开缺就医”。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，这边禀请开缺的公事也到了，他倒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在附片上陈明。王伯述便交卸了大同府篆。这是他以前的历史，以后之事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 

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，我向来未曾会过的，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。当下彼此谈起，知是亲戚，自是欢喜。伯述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，便改行贩书。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，倒换些京版书出来，又换了石印的去，如此换上几回，居然可以赚个对本利呢。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。伯述道：“他么，他是一位大名士呢！叫做李玉轩，是江西的一个实缺知县，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。”我道：“他欠了姻伯书价么？”伯述道：“可不是么！这种狂奴，他敢在我跟前发狂，我是不饶他的。他狂的抚台也怕了他，不料今天遇了我。”我道：“怎么抚台也怕他呢？”伯述道：“说来话长。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，却带了鸦片烟具，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。被藩台知道了，就很不愿意，打发底下人去对他说：‘老爷要过瘾，请回去过了瘾再来，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。’他听了这话，立刻站了起来，一直跑到花厅上去。此时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，商量公事。他也不问情由，便对着藩台大骂说：‘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不准我吃烟！你可知我先师曾文正公的签押房，我也常常开灯。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！你的官厅，可能比我先师的签押房大？……’藩台不等说完，就大怒起来，喝道：‘这不是反了么！快撵他出去！’他听了一个‘撵’字，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了下来，对准藩台，照脸摔了过去，嘴里说道：‘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配撵我！我的官也不要了！’那顶帽子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台脸上。藩台喝叫拿下他来。当时底下人便围了过去，要拿他。他越发狂了，犹如疯狗一般，在那里乱叫。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，才把他放走了。他回到衙门，也不等后任来交代，收拾了行李，即刻就动身走了。藩台当日即去见了抚台，商量要动详文参他。那抚台倒说：‘算了罢！这种狂士，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，你便委个人去接他的任罢。’藩台见抚台如此，只得隐忍住了。他到了上海来，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，有两个人便恭维得他是什么姜白石、李青莲，所以他越发狂了。”

 

我道：“想来诗总是好的？”伯述道：“也不知他好不好。我只记得他《咏自来水》的一联是‘灌向瓮中何必井，来从湖上不须舟’，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谜谜儿么？这个叫做姜白石、李青莲，只怕姜白石、李青莲在九泉之下，要痛哭流涕呢！”我道：“这两句诗果然不好；但是就做好了，也何必这样发狂呢？”伯述道：“这种人若是抉出他的心肝来，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！他那一种发狂，就同那下婢贱妾恃宠生骄的一般行径。凡是下婢贱妾，一旦得了宠，没有不撒娇撒痴的。起初的时候，因他撒娇痴，未尝不恼他；回头一想，已经宠了他，只得容忍着点，并且叫人家听见，只道自己不能容物。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，就把他惯的无法无天的了。这一班狂奴，正是一类，偶然作了一两句歪诗，或起了个文稿，叫那些督抚贵人点了点头，他就得意的了不得，从此就故作偃蹇之态去骄人。照他那种行径，那督抚贵人何尝不恼他！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识过他的，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，一时同他认起真来，被人说是不能容物，所以才惯出这种东西来。依我说，把他绑了，赏他一千八百的皮鞭，看他还敢发狂！就如那李玉轩，他骂了藩台两句什么东西，那藩台没理会他，他就到处都拿这句话骂人了。他和我买书，想赖我的书价，又拿这句话骂我，被我发了怒，攒着他的辫子，还问他一句，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王八蛋。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么？孔子说的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’，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，小人正是指这班无耻狂徒呢。还有一班不长进的，并没有人赏识过他，也学着他去瞎狂，说什么‘贫贱骄人’。你想，贫贱有什么高贵，却可以拿来骄人？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，还自命清高，反说富贵的是俗人。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人的钱，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，所以做出这个样子。我说他竟是想钱想疯了的呢！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又叹一口气道：“遍地都是这些东西，我们中国怎么了哪！这两天你看报来没有？小小的一个法兰西，又是主客异形的，尚且打他不过，这两天听说要和了。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，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。读书原是好事，却被那一班人读了，便都读成了名士！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，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。你想，地方那里会弄得好？国家那里会强？国家不强，那里对付那些强国？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，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，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。你想，被他们瓜分了之后，莫说是饮酒赋诗，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！”我道：“何至于这么厉害呢？”伯述方要答话，只见春兰丫头过来，叫我吃饭。伯述便道：“你请罢，我们饭后再谈。”

 

我于是别了过来，告知母亲，说遇见伯述的话。我因为刚才听了伯述的话，很有道理，吃了饭就要去望他，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，只得仍旧回房去。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，我走近看时，却画的是画，翻过书面一看，始知是《点石斋画报》，便问那里来的。姊姊道：“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，还有两张报纸呢。”说罢，递了报纸给我。我便拿了报纸，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。忽然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，问道：“你昨日写继之的信，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？”我道：“没有写。”母亲道：“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，就可以不必写了；如果有几天耽搁，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。”我道：“孩儿写去给继之，不过托他找房子，三五天里面等他回信到了，我们再定。”母亲道：“既是这么着，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，请伯父也代我们找找房子。单靠继之，人家有许多工夫么？”我答应了，便去写了一封信，给母亲看过，要待封口，姊姊道：“你且慢着。有一句要紧的话你没有写上，须得要说明了，无论房子租着与否，要通知继之一声。不然，倘使两下都租着了，我们一起人去，怎么住两起房子呢？”我笑道：“到底姊姊精细。”遂附了这一笔，封好了，送到帐房里去。

 

恰好遇了伯述回来，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。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：“我送给你这个看看。看了这种书，得点实用，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。”我接过来谢了。看那书面是《富国策》，便道：“这想是新出的？”伯述道：“是日本人著的书，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。”又道：“此刻天下的大势，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，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。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，我也曾经做过官来，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。但是仔细想去，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？又没有个官种像世袭似的，那做官的代代做官，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，倘使是这样，就可以说那句话了。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，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。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，不要说了；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人，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，叫什么‘书毒头’，就是北边说的‘书呆子’的意思。你想，好好的书，叫他们读了，便受了毒，变了‘呆子’，这将来还能办事么？”

 

我道：“早上姻伯说的瓜分之后，连屁也不能放一个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伯述叹道：“现在的世界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。你不过看了《廿四史》上，五胡大闹时，他们到了中国，都变成中国样子，归了中国教化。就是本朝，也不是中国人，然而入关三百年来，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。甚至于此刻的旗人，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，所以大家都相忘了。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，还是这样吗？此时还没有瓜分，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，传起教来，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；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，你就可想了。我在山西的时候，认得一个外国人，这外国人姓李，是到山西传教去的，常到我衙门里来坐。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，一时也说不了许多，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。俄罗斯灭了波兰，他在波兰行的政令，第一件，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，还不许用波兰文字。”我道：“那么要说甚话，用甚文字呢？”伯述道：“要说他的俄罗斯话，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！”我道：“不懂的便怎样呢？”伯述道：“不懂的，他押着打着要学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，他就拿了去办。”我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伯述道：“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，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，一旦要光复起来呢。第二件政令，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，一律要走马路当中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意思更难解了。”伯述道：“我虽不是波兰人，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！可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，个个都是做贼的，走了路旁，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。”说到这里，把桌子一拍道：“你说可恨不可恨！”

 

我听了这话，不觉毛骨悚然。呆了半晌，问道：“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？倘是要有的，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？”伯述道：“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，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，认真办起海防、边防来就是了。我在京的时候，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。到山西之后，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，无论那一门，都有专门学堂。我未曾到过外国，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。然而仔细想去，未必是假的；倘是假的，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？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，搀了自己的意思，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，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，提也不提起。我们干着急，那有权办事的，却只如此。自从丢了官之后，我自南自北的，走了不知几次，看着那些读书人，又只如此。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，要贩书往来之故，也有个深意在内。因为市上的书贾，都是胸无点墨的，只知道什么书销场好，利钱深，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，什么书是无用的。所以我立意贩书，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。谁知那买书的人，也同书贾一样，只有什么《多宝塔》《珍珠船》《大题文府》之类，是他晓得的。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，销场最厉害。至于《经世文篇》《富国策》，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，他非但不买，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。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，他却莫名其妙，取出书来，送到他眼里，他也不晓得看。你说可叹不可叹！这一班混蛋东西，叫他侥幸通了籍，做了官，试问如何得了！”

 

我道：“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，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，官场上面的举动，也见了许多，竟有不堪言状的。”伯述道：“那捐班里面，更不必说了，他们那里是做官，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。他那牟利之心，比做买卖的还厉害呢！你想做官的人，不是此类，便是彼类，天下事如何得了！”我道：“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，何不还是出身去呢？将来望升官起来，势位大了，便有所凭借，可以设施了。”伯述笑道：“我已是上五十岁的人了，此刻我就去销病假，也要等坐补原缺，再混几年，上了六十岁，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，如何还能办事？说中国要亡呢，一时只怕也还亡不去。我们年纪大的，已是末路的人，没用的了。所望你们英年的人，巴巴的学好，中国还有可望。总而言之，中国不是亡了，便是强起来；不强起来，便亡了；断不会有神没气的，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。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。”正说话时，他有客来，我便辞了去。从此没事时，就到伯述那里谈天，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。

 

过得两天，叫了马车，陪着母亲、婶娘、姊姊到申园去逛了一遍。此时天气寒冷，游人绝少。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，用石栏围住，刻着“天下第六泉”。我姊姊笑道：“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，天下的泉水，叫他辱没尽了！这种混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，那天下的清泉，屈他居第几呢？”逛了一遍，仍旧上车回栈。刚进栈门，胡乙庚便连忙招呼着，递给我一封电报。我接在手里一看，是南京来的，不觉惊疑不定。正是：

 

无端天外飞鸿到，传得家庭噩耗来。

 

不知此电报究竟是谁打来的，且待下回再记。